“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